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ID：cyberlawrc），与澎湃研究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龙瀛课题组联合出品，作者： WeCityX团队，原文标题：《在未来城市中，AIGC会扮演怎样的角色？｜未来城市大哉问》，题图来自：《西部世界 第四季》
我们创造城市，城市也塑造我们。就像手枪的后坐力塑造着人扣动扳机的手势，新的技术在满足可见需求的同时，也会暗自催生新的模式与规则，这正是控制论所说的反馈回环。
面对设计未来城市的任务，我们希望，能对伴随新技术而来的行为模式有所预见：它们将会如何发生，又是否会长久存在，转化为人们下意识的态度和观念？人们对技术的适应过程，是否也将作用于城市运行的规则，城市该如何有意识地觉察和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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趁着这一轮ChatGPT热潮未散，我们做了一些更为具体的探问。
诸多处在前沿的思考者和实践者，包括建筑与城市规划研究者、人文地理学者、技术史学者、互联网法学者、经济学者、公共管理学者、未来学家、政府决策咨询专家，以及从事城市服务的企业管理者，也都为此提供了自己的答案和线索，希望我们的未来城市能够更好地前行。
技术辅助不能代劳情感，应以“教会提问”为界
人-技术-城市关系中，人是最大的变量。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武廷海向我们说到：面对技术应用，人会选择、判断和适应，做出一系列行为变化，由于人的反馈不同，同样的技术不一定带来同样的结果；而人的生物尺度与特性，则决定了城市不断平衡和适应的最终样态——比如，科技发展能否让人不睡觉？睡眠时间如果刻意减少，生命机体就会衰退。人终究是碳基的，不可能转化成硅基的。也许技术有一些颠覆性、突破性的进展，但仍然要尊重生物的基本规律。
另一方面，媒介也是人的延伸。当下，倘若肉身不加载媒介技术，人类就无法进行社会生活。也有越来越多的神经信号，可以通过技术模拟进而传递，不必非要以肉身对肉身才能完成。哪怕是咖啡这种饮料，其香味来自一方水土，受烘焙方式、冲制手法的影响，但这些微妙的味觉差异，仍可通过技术精确模拟，并进行信号传递，未必非要经由舌头品尝获得。
中国科协-复旦大学科技伦理与人类未来研究院教授杨庆峰说到，可以想象，未来处在元宇宙中的人，眼耳鼻舌身意等更为复杂的感觉，也会在芯片之中生成和传递。
而人类的肉身也会对这种改变有所反馈。杨庆峰教授举了一个研究为例：研究者发现，被试者如果长期带着作为第六根手指的电子设备，以此替代小指等手指的工作，那么，原先手部相对应的一些神经发育就会弱化。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潘霁也指出，当下流行的说法，是技术“增强”人的能力，但实际上，可能更需要强调技术对人的减弱作用。人与技术构成的合成体中，生成性的交互连接，预设人与技术各自独立运作和均衡共生的状态。技术系统对人的“减弱”和吸纳，可能增加社会和文明整体的脆弱性。
那么，到底人类的哪些能力，需要更谨慎地交由机器去辅助？首先，人类最不能放弃的神经发育，是主管情感和自主性的部分。杨庆峰认为，人与人的情意则不能外化——它们实际不能测量和计算，也无法由机器去代理；另一些是外化于生命体验的事务，则可交给机器去代劳。比如，当代社会逢年过节的电子邮件问候祝福，有时是一种公务，一部分祝福语可由机器完成；但人和人的情意联络，不能寄托在这类事务性过程中，写给对方的书信，是需要设身处地、字斟句酌地去完成的。
其次，可能是学习和创新的能力。杨庆峰说到，当下关于ChatGPT的讨论中，总能见到“技术无法取代原创性工作”之类的言说，叙事似乎进入了二元框架：“原创的”和“模仿的”——技术做模仿的，人类做原创的。实际上，就人的学习过程而言，原创是从模仿中来，模仿是能力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把模仿的工作全盘交给机器，人放弃了这个模仿的过程，那么创新能力又从哪里培养起呢？
就此，杨庆峰提出，ChatGPT这类机器，可以被视作训练器。比如，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在结构化的生活之中，才能更好地照顾自己，ChatGPT的技术，可以用于辅助进行生活训练。但另一方面，尤其是对普通学生来说，这一类的训练，也容易转化为某种刻板而不自知的规训，其间的目标设定是微妙而关键的部分。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向ChatGPT提问的能力，就变得格外重要。要在人被引导至学会提问之后，将这一项机器辅助去掉。”杨庆峰强调。
“如果我们认为思维方式可以训练，那么训练行为模式也就可以想象了。”那么，能通过如ChatGPT一类技术，真正训练出人们提问题的能力吗？这个问题也许无法简单回答。也许要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人与技术合作的路径才会露出更为清晰的端倪。无论如何，技术的未来都会来临。但从人脑的运作而言，无论是情感与自主性，还是提出问题的能力，都并非孤立存在，它们与具身认知和空间思维紧密相关。
虚拟世界终将到来，技术会更深远地介入生活。数字技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运作，会促使传统工业社会的管理体制、社会运行，在时间和空间上的节奏、频率、距离、广度，发生根本变化。面对具体的受教育者，当下也许得把握机会，提升受教育者根本性的能力。
“离散性的、短时间的、多线程的世界是一个系统。工业社会连续性、讲求理性逻辑，专注力聚焦为主导的知识系统是另一种系统。那么，有能力在两个知识系统之间顺畅地进行转换融通的人，就更能够抓住未来。”潘霁说到。借用社会学中“结构洞”的概念，那个能够抓住并连接两边的异质知识系统的点位，便是各种可能性的聚集点——这也是当下家长们仍有必要提升自己孩子的专注力的原因。
以游戏化的模式，扩大舒适圈
另一方面看，为了能够迅速适应不同场景，某种游戏化的心理结构，也许会在城市中成为更常见的生存状态。也就是说，仿佛把自己视为人生游戏中的角色，处在相应境遇里的，不是“我”，而是某个“他者”。这样一来，人能在心理上随时切换频道，避免直接面对难以承受的冲击，也不至于为了舒适和安全而陷入信息茧房。
城市中涌动的信息流，似乎把人们连接了起来。但随着信息加速流动，人们往往察觉到，彼此之间的理解并未加深，悲欢更难相通，甚至生发更多戾气。对此，潘霁认为，问题出在心理预期上：“老想把自己的意义结构、意志传输给对方，实际往往会产生无限的暴力，而非真正但有限的理解。”
潘霁指出，意图理解对方或使对方理解，这绝不应该是一个意义结构对另一个的吞噬。而是要以隐喻的方式，把自己的意义结构，投射到对方的意义结构之中。倘若两个意义结构，能够发生共鸣与谐振，那么，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他者的理解。
科幻作家陈楸帆则从信息接收者的角度看待。他认为，在真实的连接里，不以取悦用户为目的，其感受往往是不愉悦的，但同样是真实体验。实际上，痛苦的感受才能让人成长。很多人之所以成长不了，是因为只愿意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圈里，不愿接受挑战。而真实的连接才是人与人在城市中相遇和交流的本来状态。
这就不难理解，人们面对面坐在一起，主体之间保有距离，通过谈话来投射意义结构，会更容易与他者身处其中的结构产生作用，而不至于去盲目占有对方的那层意义。
正如当下的ChatGPT，算法固然需要变得更智能，加入更多变量，能够自我学习进化。但最重要的问题是，能否构建起足够多的、真实的连接。这种连接不是算法推荐的，而是带有偶然性跟随机性的。陈楸帆强调。
而在虚拟的数字环境当中，这种意义结构的投射，应当如何发生？也就是说，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如何可以让双方确信，产生了新的共振？
潘霁认为，在未来虚实结合的世界中，语义语法结构上形成的共鸣，感官体验上经由数字媒介勾连产生的“通感”，也许可使我们在某一具体场景和特定的点上，对他者身处其中的意义结构，获得有限理解。具体而言，如果借由一种游戏化的叙事，双方可以互换身份去思考，或许可以更好地体会对方的意义结构。而在当下的虚拟空间中，这种以游戏化互换位置的思考方式，正是可以更好地去演练和习得的。
陈楸帆也抱有类似的期待。他认为，需要让技术应用能够不断扩大每个人的舒适圈，循序渐进地提供一些挑战。比如，以游戏化的方式，帮助人们的心智和情感、社会关系和角色，得到不断成长和扩张，让人们能够越来越适应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和不确定性。陈楸帆认为，这可能是人跟技术之间能够达成的比较理想的共同进化状态。
虚实之间，存在无法平移的影响
杨庆峰对我们提到，数字孪生的概念，在一些虚拟空间里并不适用。比如，语言形成的虚拟空间，就不是由物理空间平移而来。
的确，当下媒介对人的作用已在日常生活中显现。陈楸帆也举例说，每天聊天用的表情包，也改变着人们对概念的理解，甚至同一个表情包在不同人的理解里也不一样。不同的圈子里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这个系统自身会不断加强。
总体而言，人们被不断投喂算法觉得自身应该感兴趣的东西，很多自主性和可能性就会被切断。陈楸帆提到，相比在一个教室里，与真实的同学和老师在一起，上网课的投入程度会差很多。因为肢体的交流、声音和气息，表达非常微妙的情感，这些作为意义结构的部分，现阶段很难被虚拟化。
文化中包含各种语言系统。进一步思考，即便这些具身性的意义结构，能够以芯片为介质，得到提炼还原，但也会在数字的虚拟世界中，逐渐累积成为与现实世界中不尽相同的仪式。比如，未来虚拟世界中能实现触觉的感知，但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由于技术路径依赖，人与人见面的仪式，不再是现实世界中的握手拍肩，而是一阵提醒上线的声音。
基于上述可能，杨庆峰也指出，对虚实结合的城市而言，只为人构造数字化的外界，是没有前途的；有价值的做法，是把人的体验数字化，做真实的虚拟。
如前所述，鼓励人们迈出信息茧房，是为了增进交流，但也需要应对潜在的暴戾局面。对此，虽可采取前述游戏化的思维方式来进行调适，但仍然要意识到，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不同，杨庆峰提到，比如，虚拟空间发生的打人事件，虽然未必导致身体的痛感，但众目睽睽之下挨打，这种羞辱感，可能是人在物理空间中从未体验过的。针对虚拟空间，也许需要特别思考，如何化解负面情绪，或针对暴力事件给出对策。当下网暴事件频繁发生，正可视为对未来类似场景的提醒。
当下该如何营建数据库，对未来虚实相生的城市而言，可能是另一个接近本质的问题。如果把数据作为商品，长期用来进行竞价排名等，而不是作为训练一种算法的语料，那么，积累下来的数据的差异，将导致最终整个模型训练成果的差异。杨庆峰对此也表示一定担忧。
另一方面，当技术推动新的智能形态参与到城市文化的创造过程中，如何对创作进行署名，也是未来城市需要认真考虑的。潘霁认为，不少学术研究或艺术作品，将成为个人与技术的合作生成物。这意味着，新创生的知识，将融入数字化运作的宏大过程，作者的身份会越来越快速迷失在智能网络自动化的再创造过程中。
对现实空间的映射，关键在赋权
数字技术可以瞬间召唤远方的时空体验。在这个意义上，不同于以往由建筑沉淀的历史，虚实共生的城市，将成为时空演化的现场，全新的文化记忆由此而生。“城市的历史和记忆，无处不在地被镶嵌到离散性的空间，随时可供调用。需要考虑数字技术与具体城市的历史记忆，象征符号积淀、乃至当下的经济文化脉络之间，怎样形成创造性的共振，生出新的都市文明。”
现实的城市空间也会有新的场景。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研究员张宇星认为，这和后现代主义的拼贴概念类似，下一阶段，虚拟空间的运行，对人们价值观的影响会非常大。他设想，将来有可能一群人，在特定空间进入所谓元宇宙。能适应元宇宙的诉求的空间，可能对视觉没有要求，但对听觉、嗅觉等有要求。此外，虚拟空间也对物理空间有反向影响，很可能在现实空间进行建造映射。
陈楸帆提到，需要搞明白哪部分是虚拟空间能做得更好，哪部分是物理空间能够做得更好，把两者结合起来。当下城市的商业街区趋同，令人感到单调。而虚实结合的空间，可能会引领多元性。比如人们去到一个咖啡馆，可以用AR或VR，让这个地方变成自己想要的风格。由此，城市可以借助科技，扩大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度。
张宇星举出城市中的三种虚实共振。首先是消费端，目前城市的价值系统已改变。之前通过区位、质量、安全性、坚固性、功能性评价建筑，现在则从舒适性、吸引性、是否存在有趣的人、是否是网红打卡点，是否有足够的故事，能否接触到新的生活方式与更多业态等方面考虑。现代规划师、建筑师也受互联网影响，变成新生活方式的设计者。
第二是美学标准。现代主义革命中建立了诸多美学标准。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光辉城市》等书中，从美学而不是生产效率入手，认为机器、汽车、轮船是最漂亮的，打动了那一代人。今天互联网出现的拼贴形态，如果给大家进行更深入的讲述，也会持续改变和影响既有的城市建筑空间。
第三回到生产端，即能否提高生产效率。也就是说，技术要回答人最本质的需求，例如，能否降低房价，给每个人提供更多居住空间。这是柯布西耶在《走向新建筑》最后回答的。机器化提升了效率，借由现代主义建筑，住宅可以大规模批量化生产，每个人都能住上，这个承诺非常吸引当时的人。那么，如果现代的数字技术宣称，让ICT和现有建造技术结合，可以给每个人提供房子，解决居者有其屋的问题，那必然影响整个社会系统。
在张宇星看来，ICT本质是虚拟时空，每个人都可以独立制造自己的信息空间。这套系统如果与物质空间系统高度匹配，二者可以更好地兼容。将来有可能每个人都可以在虚拟空间盖房子，在满足硬件设施、结构等方面要求的前提下，有可能将其转换到现实空间，进而真正实现虚实共振。
以共识塑造引领公平发展
真实的技术一定会拉大阶层之间的差距。以黑格尔的逻辑来说，因为不具备条件和能力去掌握和运用技术，有一些人就像精神之轮前进之中的花朵，在路上会被碾压过去。我们不希望成为这样的人，也不希望别人成为这样的人。但客观上，一定存在这样一群人。
技术关系到公平发展的可能性。在城乡发展方面，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吕斌提出构想，可以主动运用技术为较弱势者赋能。比如，可以尝试用区块链模式，解决旅游开发的问题。现在旅游目的地分布在山山水水，当地乡民往往没有产品包装的能力；而专业的策划团队在利益的分配、管理等方面经常与当地难以协调。采用区块链的模式，可以让村民与经营者形成利益共同体，解决信任问题，共享发展前景。
一定程度上，助人自助，会营造共识，导向更高的目标。比如，可以将环境议题设为目标。陈楸帆曾在一篇小说中设想，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在虚拟世界中采用新的货币体系，促进对大堡礁的保护工作。这种货币带有精神激励属性，类似社会货币，鼓励人对社群做出贡献，完成自我的实现和追寻，引导年轻人来做公益。包括做义工照顾老人，捡拾塑料垃圾等。陈楸帆认为，我们的城市，也可以用游戏化的方式，去设置这类任务。
也就是说，并不是只做一次捐钱的行为，而是要在城市生活中引导人的意识改变。不能一味取悦于人，而是需要改变观念和意识，才能真正为人赋能，营造更为公平的城市。而奠定正向激励的机制，才能让共同致力于公共的、向善的目标，可持续地运作起来。这正与负责任的公益理念相通。
“如果你不顺应这些变化。数字技术最后不是把你打败，而是让你变得孤立，没人与你相互呼应。”潘霁对我们提到，作为后果，一旦被排除到数字时空构成的技术社会体系之外，整个城市都可能成为“废弃之地”，虽然在本地时空中仍可能有一定资源，可以持续运作，但其影响已经无关紧要。
总结
未来城市，实际是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信息空间的融合体，打破了物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边界隔阂，并重组交织。这种新的空间组织方式是我们的经验所不能及的。在AIGC实现智能涌现之后，我们发现，短短几年时间内，人类世界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生产和转移方式都发生了革命性变化，这必然带来新一轮的城市革命。我们因此有必要在这个时点探讨数字技术作用于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机制，以及如何调试原有系统适配新的技术。
城市最大的复杂性来自人与社会，对这种莫顿系统来说，人机配合和协作尤为重要。一方面，我们已经可以看到，AI会在短期内学会大量人类智能所擅长的工作，而解放出来的人则可能从事更高级的工作；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也给带来让人能够更方便参与城市决策的工具平台，数实融合的趋势下，游戏和现实的边界也逐渐模糊。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腾讯研究院 （ID：cyberlawrc），与澎湃研究所、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龙瀛课题组联合出品，作者： WeCityX团队，访谈执行：刘琼、李瑞龙、窦淼磊、王鹏、刘莫闲、徐一平、张翼、李孜、王昀、龙瀛、张炜仑、李伟健、张恩嘉，插画：罗渣、耿乐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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